一、问题提出
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智技术正加速渗透到高等教育各个场域，深刻影响高校学科建设布局、人才培养范式和知识生产方式，推动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数字化转型与范式革新的关键阶段。面对数智技术带来的全域性变革，高校文科首当其冲遭受冲击：传统以知识传授、文本阐释、文献梳理为核心的教学研究活动逐步被数智工具替代，文科智力劳动的独特性正在弱化；特别是在新自由主义教育范式与技术实用主义话语的双重挤压下，文科专业边缘化态势进一步加剧，“文科无用论”再度泛起。从全球范围来看，“文科收缩”已成浪潮：过去10年，美国人文学科入学人数总体下降17%；2012—2022年间，英国历史、哲学和宗教研究专业学生规模缩减19%；[1]国内高校亦同步调整文科布局，2025年复旦大学计划将文科招生比例由30%—40%下调至20%[2]，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等高校在2025年招生章程中明确不再招收文科生[3]。与此同时，国内外文科专业与课程大规模裁撤现象频发，美国、英国、韩国多所高校陆续削减或停招语言、艺术、人类学、新闻学等文科专业；我国2023年本科专业撤销数量达1670个，其中设计学类、外国语言文学类等文科专业撤销数量位居前列。国内外高校文科的布局调整与专业课程裁撤，背后原因复杂多元，但数智技术所带来的冲击无疑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随着《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颁布实施，我国自2018年启动的“新文科”建设进入深化阶段，旨在推动文科从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引领时代变革。但在高校学科专业布局调整的政策背景下，高校文科发展处境更加严峻。数智时代高校文科究竟面临哪些深层困境？困境背后交织着何种多重内在逻辑？如何重审与锚定文科的核心价值？又该通过何种路径实现文科范式转型与创新发展？本文尝试对以上问题进行系统梳理和机理剖析，以期为数智时代高校文科转型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分析框架与可操作的实践方案。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
为进一步明确研究对象与范畴边界，把握数智时代文科困境及其转型发展的研究进展，本研究首先对“文科”、“文科专业”等核心概念进行界定，同时系统梳理现有研究的主要脉络与观点，厘清研究共识与尚存不足，从而确立研究的逻辑起点与理论基础。
（一）关于“文科”及“文科专业”概念的界定
“文科”并非严格规范的学术概念，日常语境中常被笼统地视作理工农医之外所有其他学科的总称。但这种宽泛界定易产生认知偏差。在国际学界关于“文科危机”的讨论中，其具体所指一般为人文学科（humanities），其范围狭义上涵盖文史哲，广义上则包括与人类文化文明密切关联且覆盖几大领域的众多学科。[4]根据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的界定，人文学科既包括语言学、文学、历史、法理学、哲学、考古、宗教、道德伦理、艺术史和艺术批评与理论等领域，也涵盖具有人文内涵、运用人文学科方法的社会科学领域学科。[5]国内学界亦普遍认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语境中的“文科”，在广义上包含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部分。其中，人文科学常用意义分析和解释学的方法研究微观领域的精神文化现象，涉及到文、史、哲及美学、伦理学、艺术学等；社会科学侧重于运用实证的方法来研究各种人类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包括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6]二者虽在研究方法与学科形态上存在差异，但同属人文价值与社会理性的知识体系，在数智时代共同面临技术冲击、价值重申与范式转型的时代命题。基于以上国内外学界共识，本文在广义层面统一使用“文科”概念，指的是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集合。相应地，“文科专业”则指高等院校为培养人文社科领域专门人才而设置的专业，是高校开展文科教育、输送文科人才的重要载体。
（二）关于数智时代文科困境与转型的相关研究
人工智能，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崛起，对文科构成了全方位、深层次的冲击，这已成为学术界的重要关切。现有研究主要围绕“困境诊断”、“价值重估”与“路径探索”三个层面展开，并呈现出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建构的演进脉络。
在困境诊断层面，研究普遍指出，AI的冲击是系统性的。一是知识生产与 传授模式的根基动摇。ChatGPT等工具能高效完成知识归纳与文本生成，正“部分接管人文学科的知识传授、知识生产和智力劳动”，导致传统教学模式的有效 性与教师的“知识权威”受到挑战。[7]二是学科价值与生存空间遭受挤压。在技术至上的工具理性话语下，“文科无用论”甚嚣尘上，全球范围内出现了高校裁撤文科课程或专业的倾向，[8]文科面临严峻的“合法性危机”与边缘化风险。三 是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严重脱节。高校培养的“饱经理论‘浸泡’的‘眼高手低’型理论人才”与业界所需的“熟练掌握现代传媒技术的复合型人才”之间鸿沟巨大，[9]存在学用分离的结构性矛盾。
在价值重估层面，学者们普遍认为，人工智能的“尽头”恰恰是人文。文科不可替代的关键在于其所具有的价值理性。AI的挑战，恰恰倒逼我们重新发现和确认传统文科中那些不可被算法替代的“硬核”，即价值判断、伦理反思、生命体验与审美创造。[8]文科所秉持的哲学思辨、伦理准则、道德判断等核心价值，正是破解技术发展困境、引领技术向善、筑牢伦理红线与价值底线的关键。[10]可见，当前研究已超越“文科是否有用”的功利性质疑，确立了文科在AI时代作为价值校准者、伦理守护者和意义赋予者的元价值地位。
在路径探索层面，大量研究提出了多维度的解决方案。首先，在学科范式上，主张从“学科交叉”跃升至“超学科融合”。新文科的特征在于“全域交叉的融创性”，必须以复杂现实问题为导向，打破所有学科壁垒，实现与理工农医的深度基因级互嵌，催生新的知识范式。数字技术特别是元宇宙、人工智能相关技术，在此过程中不仅是工具，更是重塑研究范式与教育生态的“基座性力量”和连接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第三种文化”雏形[11]。其次，在培养模式上，强调从知识传授转向高阶能力培养。具体路径包括利用“教育专有大模型”实现个性化培养[12]，以及构建“师-生-生成式AI”协同的新型教学关系[7]。最后，在系统保障上，呼吁进行协同改革。包括推动评价体系从“单一标准化”向“多元智能化”升级，[10]构建跨学科师资共享机制，并依托国家顶层设计与高校自主探索相结合，形成中国范式。
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已从冲击表征、价值辩护与改革方向等方面展开有益探索，为理解数智时代文科发展图景提供了重要基础。但整体而言，研究仍存在碎片化、零散化倾向，对文科转型发展的内在机理与突破路径尚缺乏整体性、贯通性的理论建构。基于此，本文立足数智技术时代背景，围绕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使命，对我国高校文科的现实困境、深层逻辑、价值内核与转型路径展开研究。
三、数智时代高校文科面临的现实困境
数智时代的深刻变革，使文科面临生存与发展的多重困境。这些困境并非局部问题的简单叠加，而是贯穿学科建制、人才培养、知识生产等关键领域的整体性、结构性挑战，折射出文科在转型发展上的深层矛盾，构成了文科谋求范式革新与高质量发展必须直面并回应的现实境遇。
（一）学科建制封闭固化
数智技术的加速扩张使文科学科建制面临适应性难题，进而在组织架构、资源配置、学术共同体等方面陷入困境。在学科组织架构方面，文科长期依托院系划分、边界清晰的封闭学科体系，与数智时代知识创新所必需的跨界融合需求形成矛盾。传统学科壁垒固化、学术“孤岛效应”突出，不仅难以支撑数字人文、计算社会科学等新兴交叉领域发展，也使得学科组织整体缺乏应对数智变革所需的制度弹性。在资源配置机制方面，功利主义导向下的资源分配格局持续向理工领域倾斜，文科陷入“资源削减—发展滞后—认可度降低—进一步资源削减”的负向路径依赖[13]，这种资源分配的“马太效应”使得文科建制缺乏充足的物质保障，被迫在“自证有用”与“坚守无用之大用”之间挣扎，学科发展的可持续性受到威胁。在学术共同体构建方面，文科研究群体多形成以权威学者为中心的小规模聚合[14]，知识权威性长期建立在学术共同体的理性论辩与共识基础之上。而人工智能的普及使知识优劣判断日益依赖算法推荐，算法黑箱形成了新型技术权力，文科原有的权力制衡机制趋于失效，[15]人文研究的自主性、批判性空间受到挤压。
（二）人才培养供需错配
数智时代的技术变革与功利导向叠加，使文科人才培养陷入生源、培养、就业全过程失衡的深层困境。在招生规模方面，文科专业生源吸引力显著下滑，优质生源流失态势加剧。人工智能对常规文科智力劳动的替代效应，叠加“文科无用论”的社会舆论导向，使得学生与家庭普遍对文科发展前景信心不足，优质生源加速向理工、人工智能、金融等领域集聚。英美等国高校纷纷缩减文科招生计划，国内多所高校亦明确调整文科招生比例，部分高校甚至停止招收文科生。生源规模的持续收缩，直接削弱文科人才培养与学术传承的基础。在专业课程方面，作为人才培养重要载体的课程生态正面临持续退化，直接制约了文科育人功能的实现。在数智技术冲击与学科结构调整的双重压力下，国内外高校大量撤销文科专业、裁撤传统人文课程，许多承载人文底蕴与学科根基的重要课程面临“被淘汰”风险。这不仅意味着知识传授载体的消失，更象征着文科的制度性生存空间，正受到显性政策调整与隐性价值弱化的共同压缩。在就业适配方面，文科毕业生面临岗位替代加剧与供需错配的双重困境。人工智能对文本写作、资料整理、文秘行政等程式化文科岗位形成显著替代，传统文科就业渠道持续收窄；与此同时，高校人才培养仍以传统理论传授为主，数字素养、技术应用、跨学科协作等能力培育不足，文科人才供给与数字治理、文化科技等新兴领域需求严重脱节。文科毕业生陷入低端岗位可替代、高端人才供给不足的两极分化格局，职业发展空间受限与人力资本错配问题日益凸显。
（三）知识生产主体性弱化
生成式人工智能全面渗透文科知识生产全过程，从生产主体、逻辑路径与伦理规范三个维度，对人文知识生产范式构成挑战。首先，知识生产主体由人类独占转向人机协同[16]，人文主体性被显著弱化。人工智能不再是简单的辅助工具，而是全面介入文科知识生产的全过程，成为参与知识产出的“准知识生产主体”。这一转变从根本上动摇了“人”作为研究者在知识创造中的中心地位与主体性根基。其次，知识生产逻辑由意义诠释转向数据关联，研究深度被扁平化消解。传统文科以理解、诠释、价值阐发为核心，而人工智能以统计规律、词频关联、概率输出为运行逻辑，将丰富的人文素材简化为数据特征，弱化了文科知识的多义性与开放性，使研究陷入表层化、同质化困境。最后，知识生产伦理边界模糊不清，学术诚信体系受到冲击。人工智能生成的“无主体知识”模糊了原创性边界，代写、洗稿、观点抄袭等新型学术不端行为频发，文科的学术公信力被持续削弱，知识生产的规范性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四、数智时代高校文科困境背后的四重逻辑
数智时代文科面临的深层困境，是多种逻辑相互交织、动态博弈、共同驱动的产物。既有研究在剖析高等教育运行机制时，多以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三角关系模式强调的“政府、市场、大学”三个要素的互动逻辑为基本框架，揭示学科发展背后的制度张力。本研究在此基础上，将技术作为新增的驱动要素纳入分析框架，构建由国家逻辑、市场逻辑、教育逻辑、技术逻辑共同组成的“四逻辑协同作用框架”（见图1）。其中，国家逻辑提供顶层导向，市场逻辑形成外部规约，教育逻辑呈现内部惯性，技术逻辑则作为变革力量自上而下传导冲击；四种逻辑相互牵引、彼此强化，共同作用影响高校文科的发展。
（一）国家逻辑
国家战略需求与产业发展导向的深层转向，为新时代高等教育布局与学科调整提供了顶层指引。在科技自立自强成为国家核心战略的背景下，芯片、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关键领域亟须突破“卡脖子”技术，理工医人才成为科技创新的主导力量，文科在硬科技创新体系中相对处于辅助地位，发展空间与资源支持受到约束。从历史演进来看，文科发展格局始终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曾多次因现代化建设重心调整而面临阶段性收缩。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以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为核心任务，经由院系调整强化工科、农林医等应用学科布局，人文社科教育规模相应压缩；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建设与制造业升级成为时代主题，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与工程科技人才需求激增，文科在高等教育结构中的比重进一步降低。当前高校缩减文科招生、调整专业结构，在客观上亦是顺应国家战略导向、对接产业升级需求、适配人力资源结构调整的现实选择。这种以国家战略与产业急需为导向的发展逻辑，在整体上有助于集中资源推进科技创新与现代化建设，但其阶段性侧重也在客观上使得文科的独特价值未能得到充分凸显，进而在现实层面带来学科发展节奏的差异。
（二）市场逻辑
市场逻辑对高等教育的深度渗透与功利主义价值导向的全面扩张，构成了人工智能时代文科陷入困局的重要社会根源，其以即时效益、职业回报、实用技能为单一标尺，从根本上窄化了文科的存在价值与发展空间。在市场化与技术理性的双重裹挟下，高等教育日益被窄化为“就业的准备阶段”，教育价值被简单等同于市场价值与经济回报，这种功利主义导向使得“有用之用”被无限放大，而文科所独有的、关乎精神世界与文明根基的“无用之用”则被彻底遮蔽。而从人才供给与社会需求的对接来看，市场逻辑进一步加剧了文科的生存挤压。一方面，就业市场过度聚焦即时回报率，文科专业就业对口率较低、薪资水平相对偏低的现实被不断放大，直接导致学生与家庭在专业选择中集体回避文科，优质生源持续流失；另一方面，市场对程式化、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与人工智能对常规文科岗位的替代效应相互叠加，使得大量基础性文科工作面临被替代风险，传统文科就业渠道不断收缩。更为致命的是，市场逻辑主导下的学科评价机制，迫使高校文科专业盲目追逐社会热点，盲目调整专业与课程以迎合短期市场需求，最终陷入“一拥而上必然一哄而散”的发展窘境[17]。市场逻辑的宰制效应所带来的短期化价值误判，不仅扭曲了高等教育的本质，更从社会认知层面切断了文科可持续发展的生存根基。
（三）教育逻辑
教育逻辑集中体现为传统学科建制的路径依赖与人才培养范式的结构性滞后，二者相互嵌套，共同构成制约文科适配数智时代变革的内部根源。在学科制度层面，现代学科体系长期秉持“分科治学”原则，文科内部及文理工之间边界森严、壁垒深重，封闭化的院系建制与人工智能时代知识跨界融合、超学科创新的趋势背道而驰，难以有效回应数字治理、人工智能伦理等复合型现实议题。以量化指标为核心的学术评价体系形成刚性束缚，过度偏重论文数量、引用频次与项目级别，弱化了思想创新、文化传承、社会服务等难以计量的专业价值，加剧学术研究的浅表化。与此同时，“重理轻文”的资源分配导向持续加剧投入不足，使文科陷入负向循环，发展生态难以自我革新。在育人范式层面，文科人才培养体系与智能时代需求存在深层错位，进一步放大制度惯性带来的困境。文科课程体系僵化，仍以经典学科知识为主，彰显数智时代特色的前沿内容不足，难以回应数智技术带来的新问题、新场景；教学模式仍遵循教师讲授、课堂本位的传统路径，对批判性思维、创造性表达、价值判断等不可被算法替代的高阶能力培育不足；师资队伍普遍缺乏数字素养与跨界教学能力，难以胜任“AI+人文”融合育人的新要求。教育逻辑的制度惯性与育人滞后性，使得文科人才供给与数智社会需求长期错配，成为文科难以突破瓶颈的关键制约。
（四）技术逻辑
人工智能所代表的技术理性过度膨胀，从底层逻辑上对文科形成结构性挤压，是文科陷入困局的重要根源。技术理性将世界简化为可量化、可操纵、可预测的对象，以数据作为衡量理性的新标准，剥夺了人文学科对于社会现实进行阐释的合法性[18]，使得文科长期赖以立足的质性分析、意义阐释、价值判断在数据主义霸权下逐渐丧失话语权。人工智能将复杂的人文思考转化为算法概率与文本统计，通过将丰富生动的感性体验抽象为理性的数据与算法，瓦解了人文研究的独特范式。更为深层的是，技术逻辑重塑了整个社会的知识信仰，“科学之外无知识”的科学主义观念盛行，试图以科学思想征服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一切领域，[19]文科的不可量化性、主观性、多义性被视为“不科学、不精确”，其存在合理性从根本上被质疑。当人工智能能够替代记忆、检索、写作等基础智力劳动时，社会进一步形成“文科可被替代”的认知假象。工具理性由此完成对价值理性的僭越，效率至上的观念深入到教育领域，文科被贴上“低效、无用”标签，陷入深层困境。
五、数智时代高校文科的价值重审
数智技术的全域渗透并未消解文科的存在根基，反而以倒逼之势推动文科回归本质、重估价值。在工具理性扩张、意义危机凸显的数智时代，文科的核心价值已超越知识传授与技能训练，升维为打破学科壁垒、塑造完整人格、赓续文化根脉、引领技术向善的根本性存在。立足数智技术普及与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双重语境，唯有重审并锚定文科不可替代的核心价值，才能为破解困境、转型发展提供支撑，使其真正成为“无用之用、是为大用”的文明支柱。
（一）知识创新价值
在数智技术推动知识生产走向跨界融合的背景下，文科长期固有的分科壁垒与封闭治学模式，已成为制约学科适应时代变革的突出短板，而文科自身所具有的融通品格与整合能力，恰恰构成突破这一局限的内在依托。工业革命以来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长期分裂，数字技术为两种文化对话融合、形成“第三种文化”提供了可能[20]，文科正是这场融合的关键纽带。文科不以固定学科边界为归宿，而是以意义理解、价值统摄为导向，能够打破专业壁垒，实现人文思维、计算思维、工程思维的基因级互嵌，这一特质恰恰弥补了技术理性的扁平化、单一化缺陷，使知识创新不被算法与数据完全掌控，也让文科在跨界知识生产中具备不可替代的整合与引领能力。面对人机协同的新图景，文科的不可替代性在于其始终坚守的阐释力、批判力与建构力，使知识生产既能穿透数据的表象，又能规避算法数据对思想深度的消解。由此，文科得以超越工具理性的桎梏，在科学尺度与人文温度的辩证统一中，推动形成更具整合性与贯通性的知识新范式，真正成为数智时代知识创新的灵魂与枢纽。
（二）人才塑造价值
在数智时代，人工智能虽能高效替代标准化、程式化、重复性的脑力劳动，却始终无法复刻人类的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考、情感沟通与审美体验。随着人才需求从知识记忆型转向思维创新型，从技能工具型转向人格完整型深刻转变，文科作为涵养高阶认知与健全人格的核心场域，其战略地位愈发凸显。这不仅是应对技术异化的必然选择，更是人类文明在数智时代守护理性尊严、确立主体价值的根本所在。文科通过训练学生的逻辑思辨、意义阐释与价值抉择能力，赋予个体在信息过载与算法茧房中保持清醒的主体性，使其具备驾驭智能工具而非屈从于技术逻辑的能力。尤为重要的是，在人工智能带来物质丰裕与闲暇增多的时代，文科更能培养人感受美、理解善、追寻真、享受生活的能力，让人“活得好”而非仅仅“活下来”[21]。这种立足人的完整成长、指向精神丰盈与人格健全的育 人特质，不仅构筑了文科不可撼动的本体价值，更使其成为数智时代守护人性光辉、孕育完整之人的重要依托。
（三）文明传承价值
伴随人工智能与算法技术对人文领域的强势介入，文科正面临意义被简化、历史被符号化、主体被虚拟化的深层困境，而其以精神传承为核心的内在属性，恰是抵御这一异化浪潮的根本支撑。人工智能虽能高效处理文本、复刻文化符号，却无法生成源自生命体验、历史积淀与集体记忆的真实人文意义；虚拟现实技术在带来沉浸体验的同时，也潜藏着思维与身体分裂、主体性消解的风险。文科以理解、诠释、体验为核心认识论范式，注重意义阐释与非实证验证，能够对历史文献、文化典籍、民族精神进行深度解读与创造性转化，这是算法与数据无法替代的。[16]更为深远的是，文科始终以“人”为价值原点，从孔门“四科”到古希腊“七艺”，均以完善人性、服务人类社会为基点，构成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底色。面对人工智能对人类思维与情感的模拟，文科凭借生命体验、情感共鸣、价值判断与意义追寻，不仅守护着人之为人的独特性，更在人机共生的新文明形态中牢牢锚定“以人为本”的航向，确保技术的狂飙突进始终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与精神的永续绵延。
（四）伦理规约价值
人工智能在带来效率革命的同时，伴生算法偏见、数据滥用、伦理失范等一系列风险，纯技术方案无法化解数智技术带来的伦理困境。数智文明越是向前发展，越需要价值理性的引领与规约，而文科正是价值理性的源头与载体，其伦理规约价值成为数智社会健康运行的必要保障。科学理性聚焦事实判断，仅能解答“世界是什么”的客观问题，却无法回应社会发展“应当如何”的价值命题，技术发展自带的不确定性与功利性偏差，必须由人文精神观照与引领。文科依托伦理学、哲学、法学等学科的理论思辨与批判性反思，能够为人工智能划定伦理边界、确立行为准则、规范发展方向，有效规制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规避技术异化引发的人性异化与社会秩序失范等问题。此外，文科亦是守护技术人文底线的坚实堡垒，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原创性模糊、责任主体混乱、学术伦理失序等问题，文科能够推动建立责任明晰、全程可追溯的伦理规范体系，反思技术逻辑对人性的侵蚀，让数智技术始终保持对生命、价值、正义的敬畏，实现“科技向善”的目标。由此可见，文科的伦理规约价值是平衡技术发展与人本诉求的关键支点，为数智文明可持续发展筑牢人文根基。
六、数智时代高校文科转型发展的实践路径
传统文科所遭遇的并非局部性、暂时性的困难，而是一场关涉其存在根基与未来命运的系统性困境。然而，困境本身即是革新的序曲。技术理性的极致膨胀，恰恰反衬出价值理性与意义追问的不可或缺；人工智能对程式化脑力劳动的替代，反而将人类独有的批判、创造与共情能力推向舞台中央。因此，高校文科必须发起一场主动的、彻底的自我范式革命，在价值引领、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知识生产与制度保障五个维度上实现转型与重塑。
（一）以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为使命，重塑文科本体价值
数智时代文科的价值引领，首要在于摆脱功利主义与工具理性的双重裹挟，以中国特色文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为根本抓手，夯实新时代人文社科发展的文化自信根基，完成从被动辩护到主动引领的范式转向。面对技术逻辑对人文价值的侵蚀与学科合法性危机，文科必须回归价值本体，将意义阐释、价值判断、文明传承与伦理规约作为不可替代的功能定位，在人工智能全域渗透的背景下牢牢掌握知识主权与意义主权。在此基础上，文科还需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锚定国家战略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大局，系统提炼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与主体性话语，推动文科知识生产从理论引进走向理论自主，从西方范式依赖走向中国话语主导，构建兼具文化根性、时代特性与世界共性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与此同时，文科也应主动承担技术伦理校准功能，将价值理性嵌入人工智能研发、算法设计、数据治理全过程，为技术发展划定伦理边界、确立价值底线，在人机协同新格局中始终坚守人的主体性、创造性与尊严底线。通过价值归位与体系建构，文科得以超越短期功用评判，真正成为数智文明的精神根基，在坚守本土文化立场、彰显中国文化自信的同时，为全球数智治理与人类文明永续发展贡献中国人文智慧，实现“无用之用”的时代彰显。
（二）以跨学科融合为抓手，推动学科建设跨界共生
数智时代文科学科体系的转型，必须以打破传统分科壁垒为前提，以问题导向的超学科融合为主线，推动学科结构从封闭分割走向开放协同、从专业固守走向跨界共生。首先，面向数字治理、全球文明、国家安全等重大时代议题，主动突破院系分割、学科分立与资源分散的制度瓶颈，统筹整合校内校外、跨校跨部门优质力量，搭建实体化、常态化、平台化的协同研究载体，把分散在不同学科的理论资源、方法优势与人才力量聚合为解决复杂现实问题的集成能力。其次，系统构建“文科+X”跨界发展新形态，推动文科与人工智能、计算科学、心理学、设计学等学科深度互嵌，重点培育数字人文、计算社会科学、智能法学、文化科技等前沿交叉方向，以新的学科增长点带动整体学科生态迭代升级。再次，稳步实施传统文科专业数字化改造工程，坚持“不盲目撤并、不简单淘汰”的理性原则，以课程体系更新、研究方向调整与方法工具升级推动传统专业提质增效，持续强化基础文科与冷门绝学的战略支撑作用，稳固文科发展的文化根基与学术底蕴。最后，为保障跨学科融合长效运行，还需建立弹性高效的资源统筹与管理机制，全面推行双聘、合聘、跨院系招生等制度安排，专项支持交叉学科开放课题与联合研究，为超学科发展提供稳定可预期的制度保障。
（三）以创新人才培养为路径，培育数智文科人才
数智时代文科人才培养，须依托跨学科课程体系与实验化教学模式，培养兼具人文底蕴、数字素养与创新能力的复合型文科人才。具体而言，一是立足新时代人才需求结构，系统构建“经典人文+数字方法+交叉议题”三位一体的课程体系，在强化经典阅读、思辨写作、逻辑论证与价值判断等素养的基础上，融入数据素养、AI工具应用、与文科实验方法等内容，推动人文精神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同向发力；二是在教学组织上探索实验化、项目制、场景化模式，充分依托文科实验室开展沉浸式教学、仿真训练与政策模拟等，把真实问题、前沿场景与实操训练贯穿育人全过程，显著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与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三是为保障跨界育人质量，需建立健全跨学科导师组制度，由文科专任教师、技术研究人员与行业实务专家共同构成指导团队，推动教师常态化进入实验室、参与交叉项目，加快打造兼具人文底蕴与数字科研能力的复合型师资队伍；四是人才培养重心从知识传递转向高阶能力塑造，重点强化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造性表达、复杂问题处置、伦理价值判断等能力，突出培养AI难以替代的核心素养，真正实现从“知识接受者”向“原创思考者”和“意义建构者”的根本性转变。
（四）以人机协同范式为方向，提升学术原创力与社会公信力
数智时代文科知识生产的范式革新，须以坚守人文主体性为前提，以人机协同、虚实结合为方向，构建兼具学术深度、技术支撑与伦理规范的知识生产体系。首先，应加快建立“人文阐释主导、数字技术支撑”的混合研究范式，在传承诠释学、质性分析、历史思辨等传统优势的基础上，有机融合大数据分析、知识图谱、社会网络分析等数字化工具，实现文科研究从经验驱动向数据与理论双轮驱动的转型。其次，必须规范人机协同知识生产流程，清晰界定人与智能工具的功能边界，将文献梳理、数据处理等基础性工作交由AI完成，而问题提出、理论建构、价值判断、原创思想等核心环节始终由研究者主导，确保人类主体性贯穿知识生产全过程。最后，为维护学术公信力与知识生产秩序，还须健全学术伦理、原创认定与版权保护制度，建立AI使用登记、生成内容标注、原创性核验与溯源机制，从严治理AI代写、洗稿等学术不端行为，以制度化规则守住文科知识生产的真实性、原创性与严肃性。
（五）以评价改革为牵引，释放高校文科创新活力
数智时代文科的高质量发展，亟需以制度创新破除评价桎梏、完善治理体系。为此，必须加快构建以自主知识体系贡献为核心的多元评价体系，将原创理论建树、标识性话语创新、文科实验室标志性成果、跨学科突破贡献、社会服务实效与文化传承成效作为评价维度，从根本上弱化“五唯”量化指标的刚性束缚，回归文科以思想价值、学术原创与文明贡献为核心的评价本质。同时，全面推进跨学科、跨部门、跨区域协同治理，搭建校际资源共享平台、产学研深度合作平台与高端智库联动平台，形成多方参与、协同发力的文科发展新格局。此外，为确保各项改革落地见效，还需强化顶层组织保障与长效机制建设，成立文科实验室管理委员会、跨学科建设委员会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工作专班，实行统筹规划、项目化运作、闭环式管理，以系统化、制度化、可操作的治理体系支撑文科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来源 |《高等教育评论》2026年第1期
作者 | 姜朝晖 李洋（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