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资源配置是指各种教育资源优化组合及其在不同使用主体之间的合理分配，是推动实现特定目标或效率最大化的制度安排。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第十四届三次会议联组会时强调，“要着眼现代化需求，适应人口结构变化，统筹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统筹政府投入和社会投入，建立健全更加合理高效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1]新中国成立70多年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教育作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教育投入持续增长，教育资源迅速增加，为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也要清醒认识到，对标教育强国建设，教育资源配置还存在现实挑战。一是教育资源总量供给与结构错配的双重压力。一方面，优质教育资源总量不足，义务教育阶段“城镇挤”与“农村空”并存，人口流动导致城镇学位供给紧张与农村学校萎缩形成鲜明对比；另一方面，资源结构与需求脱节，职业教育实训设备与产业需求存在“技能鸿沟”，高等教育基础学科与交叉学科资源配置失衡，难以支撑新质人才培养。二是区域城乡差距的固化与加剧。城乡教育资源呈现“二次流动”特征，农村优质师资、生源向县城集中，县城资源又向省城聚集，形成“马太效应”，硬件设施与师资水平的差距直接制约教育质量均衡。三是资源利用效率的低下与浪费。部分地区存在“重投入轻效益”现象，学校固定资产使用率不高，教师结构性缺编与超编并存；职业教育实训基地重复建设，企业参与度低导致设备闲置；高等教育科研资源碎片化，跨学科协作平台建设滞后，资源转化为育人效能的渠道不畅。教育资源配置的效能不足，表面是供需失衡问题，深层则是方法论的认知与实践偏差，诸如行政主导的路径依赖导致资源配置过度依赖“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缺乏对基层需求的精准响应；经验主义的决策惯性导致资源分配多基于历史基数与主观判断，缺乏数据驱动的科学论证；系统思维的缺失容易将教育资源配置视为孤立的教育领域问题，忽视与人口变化、产业转型的协同联动；价值导向的失衡导致过度强调资源配置的工具理性，忽视公平与质量的价值平衡。剖析教育资源配置面临的挑战与存在的偏差，重构科学的方法论体系，明确实践着力点，成为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

一、教育资源配置的价值向度

教育资源配置作为教育治理体系的核心构成，承载着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回应社会民生期待、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多重使命[2]。在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中，教育资源配置的价值向度集中体现为三个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创新驱动维度。

（一）激活教育系统变革动能，应对发展范式转型挑战

当前，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重塑产业发展结构和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冲击学校教育模式和学习方式，对教育形态产生系统性影响，传统教育模式面临着多维转型压力。

从供给侧看，以知识为中心的单向度培养模式，难以适应人才培养对批判性思维、跨学科能力以及 实践创新素养的需求。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在义务教育阶段表现突出，学校教育在育人方式上的同 质化问题，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之间 形成了显著的结构性矛盾，同质化发展问题在普通 高中阶段也较为明显。从区域发展看，城乡教育发 展不均衡，城市优质教育资源过度集中引发“虹吸效 应”，“强省会”的驱动造成农村教育要经受“从农村 到县城”“从县城到省城”的“二次流动”[3]的筛选，农村学校数量萎缩和质量下滑并存，导致“空壳学校”不断出现。这些问题凸显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性 与适应性困境，严重制约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教育 强国，强在短板不短。建设教育强国，迫切需要着 力完善教育资源配置，解决城乡、区域、校际、群体 差距痼疾。

面对上述挑战，《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提出，要“提高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提升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加强近期和中长期教育资源统筹配置”[4]。新时代教育资源配置机制创新，既要直面科技革命对教育形态的重构需求，又要回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教育公平与质量诉求，通过资源配置的结构性优化，重塑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态适配关系，从根本上激活各级各类教育变革与创新的活力[5]，以教育的内涵式变革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的远景目标。一方面，通过制度设计赋予学校、教师、学生等多元主体更大的改革自主权，在课程设置、师资调配、资源使用等领域建立弹性机制，释放基层创新活力；另一方面，强化资源配置的政策供给，通过专项经费支持、创新平台建设、跨领域协同机制等，为教育教学改革、教育数字化转型、产教融合创新等提供物质基础与制度保障，推动教育系统从“适应性调整”向“引领性变革”跃迁。

（二）强化新质人才培养力，夯实教育强国的战略支撑

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颠覆性技术的发展对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革命性要求，培养具备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国际竞争力的新质人才已成为教育服务国家战略的核心任务。我国教育体系应着力培养具有跨学科思维和能进行前沿技术研发的创新型人才，能开展工程实践和技术转化的应用型人才，具有全球竞争力和技术领导力的国际化人才，具备工匠精神和持续学习能力的高技能人才。这对教育资源配置提出了精准化、靶向化的新要求。

然而，我国教育体系在新质人才培养上面临结构性矛盾。在基础教育阶段，拔尖创新人才发现和培养机制尚不完善，跨学科课程资源、科创实践平台供给不足，难以满足青少年好奇心激发与批判性思维养成需求；职业教育领域，产教融合存在“校热企冷”现象，企业参与实训基地建设的激励机制缺失，技能型人才培养与产业升级需求存在“技能鸿沟”；高等教育层面，学科专业布局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接存在时滞，部分“双一流”高校基础学科与交叉学科资源配置失衡，顶尖科研平台开放共享机制尚未完善，制约了创新型、国际化人才的培养效能，教育资源配置对科技创新驱动的支撑力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教育资源配置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构建全链条培养支撑体系。在基础教育阶段，加大对科创实验室、跨学科课程研发的专项投入，建立指向拔尖创新人才发现和培养的教育资源动态调配机制；职业教育领域，通过“产业学院”“现代学徒制”等模式引导企业深度参与，完善校企合作的成本分担与利益共享机制，强化“双师型”师资专项配置；高等教育层面，建立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聚焦人工智能、碳中和等前沿领域优化资源布局，推进“大团队、大平台、大项目”资源整合模式，提升科研资源转化为育人资源的效率。通过各级教育资源的精准滴灌与协同联动，为新质人才成长提供全周期支持，切实将教育资源优势转化为人才竞争优势和国家创新优势。

（三）重构教育资源内涵影响力，构建协同发展新生态

我国正处于教育普及化向优质化转型的关键阶段，完善教育资源配置既是破解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根本路径，更是重构教育资源内涵影响力的重要着力点。

从需求端看，人口负增长与流动格局变化（2024年末，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7.00%，[6]）催生区域教育布局重构需求，经济转型升级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迫切需要倒逼职业教育资源重组；从供给端看，传统以行政主导为主的资源配置模式，难以适应超大规模体系中多元主体的差异化需求，导致教育与产业、科技、社会服务等领域的协同联动不足，资源的溢出效应和增值能力未能充分释放。

为此，我国教育资源配置必须遵循系统协同发展规律，在发挥国家核心主体作用的前提下，积极拓展教育资源开展的途径和对象，突破教育系统内部循环，建立教育与科技、产业、文化等领域的要素融合机制，转向“教育+”的新范式，以完善的资源配置建立教育与其他领域、行业的密切联系，做到在教育资源配置过程中生成新的资源，提升教育资源的内涵影响力。这种转型本质上是从“资源分配”到“资源共创”的范式升级：既要发挥政府在顶层设计、财政保障、制度供给中的核心作用，强化政府在教育资源配置中调节公平与效率关系的作用[7]，又要激活企业、社区、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参与活力。通过跨领域协作生成新的教育资源形态，使教育资源在动态流动与跨界融合中不断增值，切实提升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力、支撑力和辐射力，为教育强国建设构建具有内生增长动力的生态系统。

二、教育资源配置方法论的再认识

重构教育资源配置的方法论体系，必须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要求为遵循，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规律，以辩证思维破解矛盾，以系统观念统筹推进。

（一）锚定“三大属性”：教育资源配置方法论的价值基石

教育资源配置不只是简单的技术问题，更是落实党和国家教育政策和方针的重要途径，体现出强烈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和战略属性[8][9]。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课题。资源配置机制改革必须围绕这一根本问题和核心课题，把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有力保障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有力支撑学校培育引导青少年始终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教育资源配置要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以人民的需求为第一追求，注重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性与均等化，消除教育之间的各种差距。教育资源要以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集中投入国家急需的战略人才培养、“卡脖子”领域的科技创新突破，充分发挥教育对科技、人才的支撑作用，有力应对未来十年国际霸权势力对我日趋激烈的绞杀。

“三大属性”深度融合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的建设目标之中。既明确了教育强国建设必须坚守的根本方向，也为教育资源配置提供了不可动摇的价值基准，确保资源分配始终服务于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核心使命，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要求，成为教育资源配置的价值基石。

（二）聚焦“六力特质”：教育资源配置方法论的目标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教育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应当具有强大的思政引领力、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民生保障力、社会协同力、国际影响力[10]。这“六大特质”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特质功能的鲜明概括，教育资源配置需以提升教育“六大特质”为目标，构建与教育强国相匹配的资源支撑体系。思政引领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建设的鲜亮底色，确保教育正确的政治方向，确保教育意识形态第一阵地的坚强领导。人才竞争力强调综合实力、竞争实力尤其是具有“一顶一”“掰手腕”能力的拔尖创新人才的国际竞争比较优势。科技支撑力旨在夯实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为助力我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供人才和智力的硬核支撑。民生保障力强调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需求的回应，强调以教育之力厚植人民幸福之本，提高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满足感和获得感。社会协同力强调教育与社会各领域协同发力，有效整合全社会的各种资源，形成全社会共同支持教育发展的合力。国际影响力强调要为全球教育事业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使我国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

“六力特质”目标的达成，需以精准化资源配置为支撑：通过优化思政教育资源供给筑牢意识形态阵地，以靶向性资源投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依托战 略性资源布局强化教育对科技的赋能效应，借助均 衡化资源调配兜牢教育公平底线，凭借多元化资源 整合构建社会协同参与机制，通过国际化资源配置 拓展教育国际话语权，形成资源配置与“六力特质”培育同频共振的良性循环。

（三）统筹“五大关系”：教育资源配置方法论的辩证法则

《纲要》提出，要正确处理支撑国家战略和满足民生需求、知识学习和全面发展、培养人才和满足社会需要、规范有序和激发活力、扎根中国大地和借鉴国际经验的关系[11]。“五大关系”是运用普遍联系观点对教育强国建设科学规律的揭示，蕴含深刻的辩证思维方法论。资源配置需运用辩证思维处理五对核心关系，实现多元目标的动态平衡。

在价值取向上，需平衡“国之大者”与“民之关切”，既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又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多样化需求；在育人目标上，需协调知识传授与综合素质培养，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资源支持体系；在功能定位上，需对接社会需求，建立教育供给与产业升级的动态适配机制；在改革路径上，需兼顾制度约束与创新活力，通过规范管理与赋权增能的统一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在发展模式上，需坚持本土实践与国际经验的结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资源配置理论与制度体系。“五大关系”聚焦教育强国发展取向、育人方向、服务旨向、改革导向、路径走向在矛盾与统一中的辩证关系，直面现实问题，直指关键要害，既是新时代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科学规律的系统呈现，成为教育资源配置的方法论基础。

三、教育资源配置的核心任务与着力点

构建制度化管理体系是提升教育资源配置科学性与可持续性的核心路径。教育资源配置的核心任务与着力点：从宏观层面来说，是要优化资源配置，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从中观层面来讲，是要完善供需适配，服务产业发展需求；从微观层面来讲，是要激发教育活力，服务教育内涵式发展。因而，应在战略规划、模型构建、制度创新、能力提升、社会参与及评估反馈等方面构建制度保障的完整框架，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长效支撑。

（一）强化高等教育龙头引领与资源统筹

高等教育是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与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在教育强国建设战略背景下，要建立健全更加合理高效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首先要强化高等教育龙头地位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通过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及资源配置，将巨大规模人口的变化压力转变为教育和人口的发展红利[12]。

1.完善学科布局的动态调整机制。《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要“实施一流学科培优行动，推动学科融合发展，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支持濒危学科和冷门学科”，要“超前布局、动态调整学科专业”。对标《纲要》要求，要优先支持国家战略需求的学科领域（如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碳中和等），逐步淘汰低效、重复建设的学科，确保资源向优势学科和前沿领域集中。实践中，可以依托教育部学科评估、学位点动态调整等制度，构建以“国家战略需求匹配度”“产业升级贡献度”“人才培养成效度”为核心的三维评估指标，对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碳中和、生物育种等“卡脖子”领域学科实施资源倾斜，建立年度预算单列、招生指标动态调增机制。对连续两轮学科评估排名后20%、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严重脱节的学科，实施预警退出或交叉重组，推动形成“优势学科强特色、新兴学科快布局、传统学科促转型”的学科生态。

2.建设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以国家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重大科创平台为依托，构建“政产学研用”创新共同体。通过“揭榜挂帅”“赛马制”等竞争性政策工具，引导高校与龙头企业、科研院所共建联合实验室、现代产业学院、未来技术学院，推动科研设备、数据资源、专利成果向教学实训场景转化。建立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反哺人才培养机制，形成全链条贯通培养模式。

3.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在政府对高教拨款总量既定的条件下，按照什么标准在高校之间进行分配，不仅关系着高教的发展，而且关系着高教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政府高教政策的实现[13]。落实“部省合建”“省部共建”高效支持计划，建立中央财政专项、地方配套资金与高校服务区域成效挂钩的动态拨款机制。支持中西部高校发展，推动“双一流”高校与地方高校建立学科联盟，通过“导师共享”“课程互选”“实验室开放”实现优质资源下沉。实施“高校服务乡村振兴专项计划”，在县镇设立产业研究院、乡村振兴学院，将高校智力资源转化为县域经济发展动能，形成以学科建设推动产业升级并推动区域发展的良性耦合机制。

（二）构建数据驱动的供需精准对接机制

构建“数据驱动、动态适配”的供需精准对接机制，是落实“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机制”要求的核心路径。要积极依托教育治理现代化改革，构建覆盖需求预测、供给优化、动态调整的全流程闭环体系，实现教育资源配置从经验驱动向数据智能驱动的范式转型。

1.构建多维度需求侧分析框架。整合国家统计局人口普查数据、教育部学龄人口监测数据、发改委产业规划数据及人社部就业市场供需数据，科学预测学龄人口变化、区域人才需求及教育服务缺口，建立“教育需求三维预测模型”：人口动态维度要借助于数字化手段，精准预测区域学龄人口变化趋势，重点关注人口净流入地区的学位需求；产业需求维度要对标强国建设中的教育支撑功能的发挥，对接“十五五”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建立重点产业（如人工智能）人才需求与学科专业的映射关系，量化测算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在专业设置、招生规模上的供需错配指数，避免资源错配与浪费；服务均衡维度：结合《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以生均资源配置、校际均衡系数等指标为基准，识别农村、偏远地区在师资、信息化设备等方面的基础保障缺口，形成县域教育资源“需求热力图谱”。

2.优化供给侧资源配置。一是科学规划学校网点布局，建立学校网点布局优化模型，在人口净流入地区优先规划新建改建扩建学校，落实新建居住区配套学校按照“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交付”原则，加强配套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确保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覆盖区域。二是推进教师动态配置，优化“编制周转池”机制，积极推进“跨校竞聘”，根据师生比和学科结构需求，通过“县管校聘”实现县域内师资均衡配置，对音体美等薄弱学科实行“银龄教师计划”“公费师范生定向培养”专项供给。三是完善设备智能调配机制。建立全国教育装备管理信息平台，运用物联网技术动态监测实验室、教学设备利用率，对年使用率低的设备实施跨校共享。在职业院校重点建设符合“双师型”教学需求的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大力提升重点产业领域实训设备覆盖率。

3.完善动态调整响应机制。通过年度评估与中长期发展规划相结合，完善短期监测机制、中期调整机制和长期优化机制。短期监测机制主要依托国家教育督导平台，对学位供给紧张地区实施季度预警；中期调整机制结合教育发展规划，每两年修订一次区域教育资源配置方案，重点调整人口流失县域的小规模学校布局；长期优化机制对标《纲要》要求，建立十年周期的教育资源配置战略储备，针对人工智能等技术变革对教育形态的影响，提前布局虚拟教研室、智慧教学平台等新型资源载体，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升级的“同步迭代”。

（三）创新公平导向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纲要》强调，要“优化完善教育领域相关转移支付”。完善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破解区域教育发展差距、落实教育公平的核心制度供给。优化教育资源配置，迫切需要建立健全强化公平导向与精准性、更加合理高效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

1.完善差异化分配机制。采用“因素法”分配财政资金，建立以“公平补偿”为原则的财政资金分配模型，通过动态加权公式实现资源配置与需求精准匹配，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学生家庭经济状况、教育质量指标等纳入分配权重，向中西部、农村、边远地区倾斜。

2.建立绩效挂钩专项补助机制。推行任务精准化奖励，聚焦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的关键领域，将小规模学校优化整合、县域师资均衡配置、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基地建设等纳入专项补助范畴，对按期完成目标任务的地区，给予当年转移支付资金一定比例的额外奖励，激发地方教育治理效能。完善绩效科学化评估体系，制定包含资金使用合规率、校际资源均衡度、教育质量提升度和核心要素的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探索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年度评估，评估结果与下一年度资金分配额度、项目审批挂钩，形成“优效优补、低效约谈、无效问责”的动态调整机制，强化地方政府责任落实。强化能力建设支撑。持续提升基层教育财政能力，实施县、校财政管理提升计划，重点开展预算绩效管理、成本效益分析等专题培训，提升地方政府在资金统筹、项目管理等方面的专业化水平。

3.构建全流程透明化监管体系，保证教育经费规范高效使用。运用区块链、大数据技术实现财政资金全生命周期追踪，实现预算管理透明化，动态监控精准化，审计监督立体化，确保资金拨付、使用、审计的透明度，防止挪用与低效支出。

（四）完善校本资源配置的赋能与治理机制

教育资源配置效能直接决定教育质量的内生性发展潜力。在教育强国建设的微观治理层面，需以制度创新为突破口，构建“政策赋权—制度适配—治理转型”三位一体的校本资源配置赋能机制，形成基于学校办学实际的资源优化配置范式。这一机制既需要突破传统行政约束，释放学校办学活力，又要建立符合教育规律的自我约束与多元参与体系，从而将宏观政策导向转化为微观实践效能，为学校内涵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1.以政策赋能扩大学校自主权。持续深化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构建权责清晰、运转高效的学校治理框架，赋予学校在师资调配、课程设置、经费使用等方面的自主权。一是允许学校依据实际办学需求与发展规划，动态调整教师编制与岗位结构，突破传统编制管理的刚性约束，建立与学校办学规模、学科发展、质量提升相适应的师资配置动态调整机制；二是赋予学校课程设置自主权，支持学校结合学生特点和发展需求，开发具有校本特色的课程体系；三是扩大学校经费使用自主权，建立科学合理的经费使用绩效评价机制，提高教育经费使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2.以制度创新完善校本资源配置。依据资源配置理论中“适应性效率”原则，鼓励学校立足自身办学定位和发展目标，制定“一校一策”的资源配置方案，形成具有校本特色的资源配置模式。通过校本研修机制的创新，构建分层分类、精准化的教师专业发展体系，将教师培训与学校课程建设、教学改革、教育科研深度融合，提升教师专业能力与教育教学水平，实现人力资源的深度开发与增值。建立校本评估制度，构建涵盖教学资源投入、使用过程、产出效益等全要素的评估指标体系，运用教育统计、数据分析、绩效评价等科学方法，对教学资源的使用效率和效果进行动态监测与精准诊断，及时发现资源配置与使用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优化资源配置方案，提高资源使用的精准度和有效性。

3.以治理转型推动治理体系现代化。顺应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趋势，推动学校治理从“行政主导”向“多元共治”转型，建立健全教职工代表大会、家长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等多元参与机制，构建政府、学校、社会协同治理的新格局。通过多元主体的广泛参与和协同合作，形成科学民主、公开透明的资源配置决策机制，提升资源配置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公信力，实现资源配置效益的最大化。通过推动治理体系现代化，构建多元参与、协同共治的资源配置格局。

（五）健全社会力量参与的多元协同机制

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市场调节的教育资源配置新格局，是深化教育领域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方向。政府在教育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并不否定市场机制对教育的作用[14]。要进一步建立健全更加合理高效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需要完善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的资源配置格局，通过制度设计激发社会力量参与的积极性，形成与公共教育体系有机协同的多元供给生态。

1.完善政策激励机制。在财政激励层面，严格落实税收优惠政策，企业及个人捐资助学行为实施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对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给予生均经费补助、基建投资补贴等专项支持。在资源配置层面，探索教育用地优先供应、容积率优惠等土地政策，将社会力量办学纳入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服务采购层面，建立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教育服务的清单制度，规范购买流程与绩效评价，重点在课后服务、职业技能培训、社区教育等领域扩大购买规模，形成“政府出资、社会经办、公众受益”的供给模式。

2.创新合作治理模式。积极构建教育领域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长效机制：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积极推进学校校舍、实训基地、智慧教育设施等项目建设，明确合作期限、收益分配及风险分担机制；在职业教育领域，建立“产业学院共建”“实训基地共享”等产教融合模式，鼓励企业深度参与专业设置、课程开发和实训教学，探索“双元制”人才培养的本土化实践；在社区教育领域，支持社会组织承接社区学习中心、老年大学等项目运营，构建“政府引导+社会运作+居民参与”的终身学习服务网络。通过建立规范化的契约管理体系，实现公共教育资源与社会资本的优势互补，提升教育服务的供给效率与专业化水平。

3.厘清权责治理边界。完善学校自治、行业自律、社会监督、政府监管的民办教育多元治理体系，明确社会力量参与教育的公益属性定位，通过“负面清单+正面清单”制度划定参与边界，明确社会力量参与的公益属性，确保其与公共教育资源形成互补而非替代。建立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业务指导，市场监管部门强化收费监管，民政部门规范非营利组织治理的全链条监管体系。

（六）建立资源配置效能的循证评估体系

做好绩效考核工作是提高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和效益的重要保障[15]。构建科学精准的教育资源配置评估体系，是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依据《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教育督导条例》等政策要求，基于循证教育理论与教育效能评估范式，积极推进“指标建构—独立评估—动态调适”的闭环管理机制。

1.构建多维立体的评估指标体系。遵循教育资源流动逻辑，从资源配置效率、教育质量增值、社会满意度以及公平可持续维度构建多维立体的评估框架。资源配置效率维度主要考查生均教育经费动态指数，固定资产使用率、教师资源配置均衡度等量化指标，可以辅之以资源配置方案合规性审查等质性指标。

2.完善第三方独立评估机制。基于治理中立的原则，专业赋能教育资源配置评估，建立以政府为责任主体购买服务、专业机构根据要求负责执行的全过程监督评估机制，强化评估的客观性和专业性。依托高校教育评估中心、教育智库、行业协会等专业机构，组建包含教育经济学家、统计学家、一线教育工作者的跨界评估团队，参照《教育评估机构资质认证办法》实施准入管理，建立评估机构信用档案。

3.建立基于证据的动态调整机制。完善动态反馈与调整机制，将评估结果与资源配置动态调整直接挂钩，将评估报告作为教育经费预算编制、学校布局调整、教师编制核定的核心依据，建立循证决策链条，为教育资源配置的科学化、精细化提供长效保障机制。

教育资源配置的方法论革新与实践突破，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基础性工程。唯有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以科学方法论引领资源配置改革，以精准着力点破解现实难题，才能实现教育资源从“均衡配置”到“优质供给”的跃升，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坚实支撑。

来源 |《教育发展研究》2025年第17期

作者 | 李红恩，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李永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