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把教育强国建设作为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工程。”［1］这一重要论断首次系统阐释了教育与人口、教育强国建设与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关联。人口作为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性要素，其变化趋势不仅是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因素，更是制定国家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的关键。近年来，我国人口正在发生急剧变化，已进入超低生育率、老龄中国、流动中国以及城乡中国的新阶段。这一新格局对各级各类教育资源的配置、教育经费的投入、城乡学校的布局、师资结构的调整正在产生重要影响。作为直接以人为对象的一项社会活动，人口新变化毫无疑问会对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2］。面对这一态势，必须前瞻性地开展教育与人口适配性研究，科学优化教育布局，积极应对人口发展的新变化、新挑战。《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充分考量了人口因素，并明确提出了相应目标任务和战略举措。本研究全面分析人口变化格局对教育强国建设的深层次影响，深度阐释《纲要》中关于教育与人口协调发展的政策要义，并立足于2035年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目标，从方法论层面提出建立与人口结构变化相适应的教育发展新机制、新策略，旨在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一、人口结构变化对教育强国建设的四重挑战

人口结构主要是指人口的年龄、性别、职业、产业、城乡等方面的构成［3］(P1）。开启教育强国建设新征程，人口结构变化及其发展趋势对教育的影响，是教育决策者、管理者和理论研究者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当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结构变化，我国总体上已由人口增量发展转向减量发展阶段，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明显的趋势性特征［1］，教育强国建设面临着学龄人口“排浪式”波动，城乡教育“超载化”与“空心化”并存，东部“学位荒”和西部“空置潮”同在，学前教育与老年教育供需失配等新问题、新挑战。

（一）人口“生育率低迷”导致学龄人口呈现“排浪式”波动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2024年我国出生人口954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77‰［4］。虽然出生人口较2023年增加了52万人，实现了自2017年以来的首次回升，但仍难以扭转生育率持续走低的基本面。一方面，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99‰，已连续三年负增长，且受育龄妇女规模缩减①、年轻人婚育意愿走低②以及生育成本高等因素制约，人口总量仍处于持续下降的通道中；另一方面，2024年人口出生人数反弹，主要受生育周期偏好等短期因素驱动，生育率反弹缺乏可持续性。根据联合国《2024年世界人口展望》预测③，中国出生人口在2030年将降至836万人，2050年为737万人，2070年为499万人，2100年则仅为310万人，而国内研究团队发布的《中国2025－2100年人口预测与政策建议》研究报告显示，若生育率维持1．05，到2100年，中国人口将锐减至4．6亿［5］。生育率持续低迷，将直接导致适龄入学人口数量减少，教育系统面临学校布局调整、师资优化配置等严峻挑战。

人口对教育的影响具有相对滞后性。学龄人口变化存在依学段和年级递进迁移的变化规律［6］。近年来，我国出生人口变化呈现多次小高峰后下滑的趋势。受生育政策调整影响，我国最近一次人口高峰期为2016年，此后持续处于快速下降阶段。这一趋势直接导致学龄人口呈现出“排浪式”的波动规律。有学者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学龄人口预测，结果表明：学前、小学、初中、高中、高等教育的学龄人口将分别在2020年、2023年、2026年、2029年、2032年达到峰值，之后呈现快速减少趋势［7］。根据国家统计局学校招生数据显示，学前教育招生数于2020年达到顶峰，此后在2020－2023年间骤降52%，从1791万下降到1181万；普通小学招生数波动变化至2023年达到顶峰，但2024年快速下降16%，从1877万下降到1617万［8］；与之形成反差的是，2019－2024年初中、普通高中、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仍处于平稳增长的趋势中（见图1）。可以预见，学龄人口年龄结构将由“两头小、中间大”的纺锤形结构，逐步向“上宽下窄”的倒金字塔结构转变。

（二）人口“向城流动”加剧城乡教育“超载化”与“空心化”

近年来，我国人口迁移流动日益活跃。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我国流动人口已达3．76亿人，10年间增长了近70%，平均每4人中就有一个流动人口［9］。人口流动呈现“向城流动”的特性，城镇化水平持续攀升。2024年，城镇常住人口9435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083万人；乡村常住人口46478万人，比上年末减少1222万人；城镇化率为67%，比上年末提高0．84个百分点［4］。受人口流动和城镇化等因素影响，我国学龄人口分布呈现明显的城乡分化特征，“乡村空、城镇挤”的结构性矛盾愈发突出。根据2023年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在义务教育阶段，全国4．65万所城市学校的161万个班级承载了近7196万名在校生，平均每班人数约45人，部分城区学校甚至出现50－60人挤在一间教室的超员现象。如此高密度的教学环境，致使差异化教学与个性化辅导难以开展，因材施教的教育理想遭遇现实困境。反观农村，8．3万所农村学校和84．82万个班级，仅仅只容纳了约2414万名在校生，平均每班人数不足29人④。随着生源自然减少和“向城流动”，农村学校规模持续缩小，农村学校相当部分为小规模学校。有学者调研发现，这些农村小规模学校普遍存在资源使用效率低下的问题，大量校点长期处于低水平运转状态，不仅限制了学生的全面发展，更严重制约了农村教育质量的整体提升［10］。可以预见，城乡教育“超载化”与“空心化”在一段时间内还将持续存在。

（三）人口“东聚西疏”催生东部“学位荒”和西部“空置潮”

当前，我国人口流动呈现向经济发达地区集聚的趋势。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凭借经济优势形成强大的人口虹吸效应，吸纳了大量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流动人口。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等24个1000万以上大都市圈人口增加贡献率对全国人口增长量的贡献率持续超过80%［6］。其中，粤港澳大湾区人口增速最快，2010－2023年人口增长了21．7%［11］。国家统计局2024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也显示，东部地区共吸纳农民工15363万人，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1．26%［12］。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直接导致了流入地教育资源的相对紧缺，尤其是在优质教育资源相对集中的大城市，学位仍存在供不应求的问题。有学者研究预测，2021－2034年北京普通学位和专任教师都将出现较大缺口［13］。再如，深圳市近年来每年人口净流入达40－50万，虽然学位建设力度空前，到2025年共将新建基础教育学位近百万座［14］，但高供给仍难充分满足入学高需求。而西部地区劳动年龄人口大规模跨省迁移，导致学龄人口规模呈不断收缩态势。第六次人口普查到第七次人口普查期间，西部人口流出地区由592个增至701个，占西部地区总数的比例由64．8%上升至76．8%［6］；根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测算，2019－2023年间，西部地区学前教育入园人数和小学招生数，分别下降了30．29%和2．76%⑤。而学校撤并往往滞后于生源流失速度，“撤校难”“并校缓”的治理困境导致大规模教育资源闲置，造成了有编无生的财政浪费和低生源办学的效率折损双重矛盾。此外，学位“空置潮”情况在我国的部分中部省份也表现得比较突出，在东北地区尤为明显。

（四）人口“老幼失调”导致学前教育与老年教育供需失配

出生人口变化对教育领域产生较大影响，首当其冲的就是学前教育。随着我国人口结构加速变化，学前教育学位过剩现象，已成为人口负增长的直接映射。2024年全国出生人口降至954万，较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的1883万峰值锐减49．3%［15］。从全国范围来看，出生人口的大幅下降，直接导致幼儿园学位需求呈断崖式下跌。根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2023年两年来我国幼儿园数量减少了2．04万所，其中，2023年减少1．48万所［16］。部分公办幼儿园面临招生不足的问题，相当部分民办幼儿园也因生源不足陷入运营困境，甚至面临倒闭风险。

与此同时，老年教育资源供给严重不足。2024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为31031万人，首次突破3亿大关，占全国总人口的22%;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为22023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5．6%［4］，我国已迈入世界公认的中度老龄化社会。根据国家卫健委预测⑥,2035年左右，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将超过30%，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这一趋势倒逼教育体系进行结构性优化，迫切需要大力发展老年教育，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和学习需求，推动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向老年群体延伸，助力老年人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虽然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高度重视老年教育，并通过多种方式扩大教育资源供给，目前已建成8万多所老年大学，在校老年学习者达1400万人次，覆盖全国5．3%的老年人口［17］，然而面对井喷式的老年教育需求，老年大学学位仍呈现“一座难求”的局面。

二、人口变化格局下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举措

对形势和环境变化的审慎分析，是做好规划的先决条件与基础工作。《纲要》编制过程中，系统剖析了我国教育所处的发展阶段与环境特征，特别是充分考虑到了新时期我国人口结构的急剧变化。这一考量在《纲要》文本中得到充分体现，全文累计七处专门提及“人口”议题，着重强调了人口变动对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深远影响，并明确提出构建与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机制。总体而言，《纲要》从四个方面系统部署了教育应对人口变化的目标要求及战略举措。

（一）教育布局结构与人口高质量发展需求更加契合

人口是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变量之一。缺乏以人口高质量发展为支撑的教育强国建设，难以真正体现其建设成效。《纲要》明确提出，到2027年要实现“教育布局结构与经济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需求更加契合”的目标［18］，以有效应对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区域发展差异以及新型城镇化进程带来的多重挑战。

第一，教育资源布局要与人口结构变化相适应。审视当下人口变化，我国正在经历从数量性压力向结构性压力转化的巨大转变［11］。这就需要通过科学规划教育资源布局，动态调整学校设置和学位供给，确保教育供给与学龄人口规模、分布及流动趋势相协调。重点要满足人口流入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区域以及特殊群体的教育需求，统筹优化城乡教育资源配置，着力解决教育资源“供给不足”和“相对过剩”并存的结构性问题。

第二，教育布局结构要与人口高质量发展相契合。当前，我国正在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首先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必须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19］。这就要求构建更加灵活、可持续的教育体系，为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比如注重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协调发展，推动高中多样化发展，加快建立综合高中，创建一批以科学教育为特色的普通高中。此外，还要通过稳步扩大职业本科学校数量和招生规模，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扩大研究生培养规模，稳步提高博士研究生占比，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培养更多高层次高素质人才，切实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实现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性转变。

（二）建立基础教育各学段学龄人口变化监测预警制度

我国人口快速变化的新趋势，成为当前基础教育发展的最大变量［20］。为此，《纲要》明确提出，“建立基础教育各学段学龄人口变化监测预警制度”［18］，以科学应对人口流动和结构变化对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带来的挑战。该制度依托大数据分析和信息化技术手段，实时跟踪各地区基础教育学龄人口变动趋势，精准预判教育规模变化，为教育管理部门提供前瞻性决策依据。通过及时调整学校布局、优化师资配备和统筹财政投入，有效规避教育资源短缺或浪费现象。建立基础教育学龄人口变化监测预警制度，不仅有助于缓解因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增加带来的教育压力，更为推进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体现了我国政策层面对教育公平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关切。

从实践层面来看，随着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特点更加鲜明，以及各个地市、县区人口的显著差异，在《纲要》提出应对人口变化的总体要求下，各地亟须结合所在区域的人口新形势，建立基础教育各学段学龄人口变化监测预警制度。通过开发学龄人口变化预测模型工具，构建省、市、县三级联动的学龄人口预测体系，准确把握基础教育各学段的学龄人口峰谷变化趋势，从而提升学位供给的匹配性和精准度，确保教育资源的高效配置。

（三）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的教育资源供给

在城镇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我国已进入了人口流动新时代。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7%［21］，而基础教育阶段在校生在城镇学校就读比例比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整体高出约20个百分点［11］。为此，《纲要》明确提出，要“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的教育资源供给”［18］，以应对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教育需求快速增长的现实挑战。这一政策强调通过优化城镇教育资源配置、增加公办学校学位供给、提升教师队伍质量等举措，切实保障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能够平等享有优质教育资源。同时，鼓励地方政府根据学龄人口流动趋势，合理规划学校布局，加大教育基础设施投入，特别是对人口流入量大的城镇和区域给予重点支持。

从实践层面来看，要根据学龄人口动态变化，合理优化城乡中小学和幼儿园布局。具体而言，应稳步增加公办幼儿园学位供给，完善和落实普惠性民办园扶持政策，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招收2－3岁幼儿；加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提升寄宿制学校办学条件和管理水平，规范学校撤并程序，稳妥有序推进乡村小规模学校布局调整；加快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加强县域普通高中建设，全面改善高中阶段学校办学条件［20］。与此同时，要统筹考虑各学段学龄人口峰谷变化，加强近期和中长期教育资源统筹配置。特别是在学校规划建设方面，要重点推进9年、12年乃至15年一贯制学校的改建或新建工作，因地制宜打通使用各学段教育资源，建立跨学段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机制，有效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教育资源供给。

（四）支持特殊教育发展和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享受同等权益

特殊教育学校承担着中、重度残疾学生教育教学的重要使命，在促进其社会适应与个人发展的同时，也在推进区域融合教育发展、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纲要》提出：“支持人口20万以上县（市、区、旗）办好一所达到标准的特殊教育学校，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建设十五年一贯制特殊教育学校。”［18］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20万人口以上县中，已有1808个县建立了特殊教育学校，占比达85．9%，尚未建立的有296个县，占比14．1%，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22］(P58）。为全面落实《纲要》要求，各地应以优质融合为目标，加快完善特殊教育体系，不断健全特殊教育保障机制，推进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从实践层面来看，各地要继续夯实巩固残疾儿童义务教育普及成果，加快向学前和高中以上阶段两头延伸，到2035年实现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应入尽入，非义务教育阶段残疾儿童入学机会大幅增加。

推动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是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亟须回答的重大课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其子女教育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有学者研究发现，教育的提升能积极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流动人口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社会融入得分提高0．1个标准差［23］。《纲要》提出，“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18］，这一政策旨在促进教育公平，保障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的受教育权益。我国始终高度重视随迁子女的受教育问题。自1992年起，国家针对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教育问题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特别是“两为主”⑦政策和《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这一专门性文件的出台，为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政策依据。截至2023年，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含政府购买学位）的比例超过95%［24］。这些随迁子女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和大中型城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业转移人口规模持续扩大，其子女的教育问题将持续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从实践层面来看，各地应严格落实政策要求，确保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享有与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的义务教育权利，包括就近入学、平等享受教育资源等。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的就读问题，切实落实“两为主”政策，减轻农业转移人口的家庭负担，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总之，面向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考虑人口变化的周期性、长期性和复杂性，教育强国建设应对人口新变化、新挑战，必须做好“四个坚持”，即坚持立足当前和着眼长远相结合，坚持保障供给和避免错配相结合，坚持宏观引导和因地制宜相结合，坚持聚焦重点和优化机制相结合，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推进教育强国建设。

三、教育强国建设应对人口变化的未来展望

教育强国建设正在扎实推进，人口结构变化将贯穿始终。加强教育与人口问题研究，是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25］。尽管《纲要》制定过程中已纳入人口变化对教育强国建设的影响考量，但客观而言，政策要点主要集中在基础教育，人口变化对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的影响整体研判尚显不足。事实上，人口变化对教育强国建设的影响具有全方位、深层次和长期性的特征。面向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乃至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教育应对人口变化已成为一个不可回避且需持续关注的重要议题。这需要从制度设计、科学研究、实践试点、国际比较和数字赋能等多维视角进行统筹考虑与推进。

（一）加强顶层设计，以教育与人口一体发展统筹推进体制机制创新

为应对人口变化带来的持续挑战，构建以人口导向为核心的教育布局优化机制显得尤为迫切，这需要从顶层设计到动态调整的全方位完善。首先，应在国家层面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整合教育、卫生、统计、财政及社会保障等部门的资源，建立定期会商机制，通过持续沟通协调，在教育经费投入、教师编制配置、学位供给规划等关键问题上形成统一共识。其次，专门研制起草应对人口变化的教育政策文件。在现有《纲要》基础上，更加凸显教育强国建设作为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工程地位与作用，建议由教育部门牵头，会同相关部门共同制定针对性的教育应对策略。最后，搭建教育、户籍、社保数据等共享平台。依托这一平台，教育部门可基于人口预测模型、经济发展趋势分析、教育资源评估等多维度数据，实现信息共享与决策协同，为教育应对人口变化的科学决策提供有力支撑。

（二）加强深度研究，以教育智库为主体开展人口趋势预测与跟踪评估

面对少子化、老龄化与人口增减分化给教育强国建设带来的多重挑战，教育科研机构特别是教育智库要积极开展相关领域研究，构建“预测－跟踪－评估”三位一体的研究体系。首先，构建“人口－教育动力学”理论模型。整合教育学与人口学交叉理论，建立包含“生育率－迁移率－教育投资回报率”的复合分析框架。开发具有时空差异特征的“教育需求弹性系数”，量化不同区域、学段对人口波动的敏感度阈值。通过理论模型揭示人口变动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资源配置的影响，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其次，开展微观教育生态跟踪研究。在教师资源配置维度，可构建师资供需动态优化模型，通过整合教师专项能力评估数据与区域教学岗位需求特征，建立跨校际、跨学段的智能匹配机制，有效应对因人口变动引发的教师队伍结构性失衡问题。在学生发展研究领域，建立全学段教育生态追踪数据库，重点监测少子化与老龄化双重视域下的教育行为变迁，通过标准化教育成长指标，纵向追踪个体从基础教育到终身学习的完整轨迹，为人口结构转型期的教育政策制定提供微观实证依据。最后，加强动态监测与评估研究。整合教育学、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资源，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实时评估人口变动对教育需求的影响，深入分析人口结构变化对教育资源配置、教育质量提升、教育公平保障等方面的作用机制，形成系统性的解决方案；同时通过构建定期评估机制，系统评价教育布局实施效果，并据此优化调整策略。

（三）加强试点先行，以教育适应人口变化为依据推动资源布局调整

在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对教育布局的挑战中，开展试点项目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试点项目能够为教育布局优化提供实践经验和科学依据，确保政策的有效性和适应性。首先，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地区或学校开展教育布局优化试点项目。这些试点应涵盖不同人口特征区域，如人口密集型城市、人口稀疏型农村、老龄化严重地区等，以确保试点经验的广泛适用性。在试点过程中，注重创新教育模式与资源配置方式，如探索小班化教学、线上线下融合教育、社区教育与学校教育协同发展等新模式。其次，加强试点项目成功经验和问题的总结与分析。通过案例研究、经验交流会等形式，将试点经验进行标准化提炼，形成可操作、可推广的教育布局优化模式。根据不同地区的人口特征和教育资源现状，制定差异化的教育政策。在人口流入地区，加大教育资源投入，缓解教育资源紧张问题；在人口流出地区，优化学校布局，避免资源浪费。最后，对成功的试点项目进行辐射推广。总结试点地区在应对学龄人口减少时如何优化学校布局、合理配置师资的经验，制定标准化的操作指南。加强政策引导与支持，鼓励其他地区借鉴试点经验，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进行创新应用，推动全国范围内教育布局优化的全面实施。

（四）加强国际借鉴，以教育应对人口变化国际经验为参照推动本土化创新

全球范围内，人口问题已日益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挑战。很多发达国家比我国更早面对人口出生率降低、老龄化、城镇化等人口结构问题，并将教育作为应对人口结构问题的重要策略之一［26］。对此，我们应从国际经验中汲取智慧，结合本土实际优化相关政策体系。以人口负增长为例，以色列在政府层面高度重视人口的战略意义，重视让学校对子女的教育发挥主导作用；芬兰通过提供育儿津贴、增加育儿假天数、改善儿童保育服务等措施鼓励生育；法国长期实施家庭支持政策，包括家庭补贴、子女税收优惠和优厚的育儿带薪休假制度，建立了完善的托儿服务体系。在应对老龄化方面，日本致力于发展老年教育，充分挖掘老年人力资源潜力。针对区域人口分化问题，法国创新性地推行“农村教育区”计划，优化教育资源空间配置，促进教育均衡发展；俄罗斯则采取保留农村小学、实施“乡村校车计划”等措施，着力提升教育公平性。在人口高质量发展方面，韩国通过政策引导树立科学教育观；美国则着力改革评价体系，强化重点领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27］。借鉴国际经验，我国更应立足人口发展实际，推进教育体系的战略性创新：学前教育阶段，更加重视托育教育体系建设；义务教育阶段，大力推进优质均衡，切实缓解“内卷”现象；高中教育阶段，加强多样化办学，重视职普融通，为学生发展提供更多赛道；高等教育阶段，聚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着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同时深化产教融合，促进大学毕业生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此外，还应构建完善的继续教育体系，积极发展终身教育，充分满足老年群体日益增长的学习需求。

（五）加强技术赋能，以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为导向构建良好教育生态

面对人口变化新形势，教育数字化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突破口，可以更好地赋能教育生态治理，实现教育生态的持续优化。首先，依托数字技术构建动态监测体系，实现教育资源的精准配置。通过大数据分析平台，实时监测区域、城乡及校际间的人口流动情况以及学校设施的使用情况，实现资源的弹性调配。针对人口密集地区，动态增加教育资源供给；面向人口稀疏地区，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杜绝资源闲置。其次，利用数字技术服务城市“大班额”和农村“小班化”教学。对于城市学校，鼓励积极借助国家教育智慧平台，探索使用人工智能助力教育教学变革，让大规模的因材施教成为现实。对于农村学校，借助优质数字资源，探索数字技术条件下的小班教学、复式教学、混龄教学、跨级教学等多样化教学模式，弥补资源短缺、提升教学质量，为农村教师专业发展和学生个性化学习提供支持。最后，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通过迭代升级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推进数字化赋能老年教育的系统化建设，强化老年群体数字素养培育，帮助其掌握必要的数字技能，促进老年群体深度融入数字社会。

来源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5年第4期

作者 | 姜朝晖，李洋（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