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工智能的普及应用，人类的认知方式被重塑，经济全球化浪潮也不断冲击着文化认同的根基，在此背景下，生命教育作为回应人的存在意义、守护精神家园的重要环节，其价值愈发凸显。西方生命教育理论虽在个体自主性、心理健康等领域具有借鉴价值，但其个人主义内核与中国社会重视责任伦理、集体共生的文化传统存在冲突。与此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部分生命智慧被简化为道德说教，导致当前生命教育在实践中既难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又无法充分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生命力。基于此，探索中国生命教育的本土化建构策略意义重大。本文旨在通过分析科技与人文的互动逻辑，建立抵御技术异化的教育防线，最终形成既植根文化土壤又面向未来挑战的生命教育生态，以期能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生命教育范式提供参考。

一、生命教育的理论基础与本土化实践

（一）生命教育的理论基础

生命教育的理论基础包括生命哲学、人本主义心理学和建构主义学习观，三者交织形成生命教育的主要框架：教育应当尊重生命的完整性，关注个体在自然生存、社会关系与精神追求中的动态平衡。生命教育是一种体现人的生命性的活动，教学中的师生关系代表了一种对话，而教学则是一个不断生成及提升生命价值的过程，是一种唤醒教育［1］。生命教育围绕现实生活中人的需要展开，追求的是个体自然生命、社会生命、精神生命的内在和谐统一。教育者需要引导学习者从日常生活经验出发，直面生存困惑、情感矛盾与价值选择。生命教育的目标是帮助每个人在自然生命的延续、社会角色的承担与精神世界的丰盈之间找到内在的和谐，将教育回归到对生命本身的观照。

（二）当代中国生命教育的本土化实践

生命教育本土化的实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当前，我国生命教育的本土化探索面临着文化传统与现代价值的深度融合需求，不少学校将儒家“生生之德”理念与当代生命关怀相结合，定期开展了经典诵读、节气文化体验等活动，引导学生理解生命延续与伦理责任的内在关联。还有的学校在职业教育之中融入工匠精神教育，把繁复机械的劳作化作“器以载道”的生命诗篇。在实践路径创新方面，通过建立生命教育体验中心，将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死观教育、生态伦理教育等抽象命题转化为沉浸式的情境教学；乡村地区的学校则依托乡土文化资源开发农事劳动与生命成长相融合的特色课程。这些探索始终围绕一个重要命题，即如何在经济全球化与现代化的浪潮中构建既具有中华文化特质又能回应时代挑战的生命教育体系。这些实践是对生命教育理论进行文化解码与再编码的过程，要求既要保持对普世价值的开放态度，又要始终坚守文化主体性的立场。

二、当代中国生命教育本土化建构面临的现实挑战

（一）传统文化理念与现代教育目标的深层次矛盾

我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家国同构”的理念塑造了伦理本位的教育传统，以儒家思想为代表，旨在实现培养“修齐治平”的君子人格的教育目标。然而，现代教育体系以培养独立人格、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为导向，关注的是个体发展与社会分工的效率需求。在这一背景下，学校将“孝悌忠信”的伦理规范融入公民素养培育时容易与现代平等观念冲突，这一冲突不仅存在于教育理念层面，还体现在课程设置、师生互动和评价标准中。教育体制的现代化转型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矛盾，科举文化遗留的“学而优则仕”观念与当代教育多元化发展路径形成冲突，导致生命教育实践面临一定的挑战，影响了生命教育的效果。当道家的养生观与课堂内容融合时，往往被简化为知识点的记忆，而现代的青少年生活在数字化的环境中，其对生命意义的认知方式也与以往存在显著差异。

（二）科技快速发展与传统人文教育的失衡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工具的普及与应用使课堂内容被分解为可测量的知识点，学习效果简化为数据，这种思维范式与传统人文教育强调的整体性观念形成对立。教师在使用算法分析学生的情感状态时，技术中介无形中消解了真实生命互动的温度；同时，科技的发展也使得教育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部分学生更注重逻辑思维训练，而忽视了情感培育，这对生命教育而言具有不利影响［2］。数字时代，信息获取的便捷性颠覆了传统教育中知识传授的意义，有的学生已习惯用关键词检索替代自我思考、用表情包代替情感交流，生命教育依赖的对话情境与意义生成空间被技术解构。这不仅削弱了青少年的辩证思考能力，还弱化了其延迟满足的能力。在科技发展带来的“信息茧房”中，年轻一代对生命价值的理解趋向碎片化，传统人文教育中“修身养性”“知行合一”的成长路径受重视程度不足。

三、当代中国生命教育的本土化推进策略

（一）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生命教育理论体系

中国生命教育的本土化建构需要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并将其创造性转化为生命教育的内容。儒家“仁者爱人”的理念可转化为对生命的尊重；道家“道法自然”的智慧可发展为生态生命观的哲学基础，教师可从古籍中提炼出与当代学生生命困惑相契合的精神内核，使用更易被学生理解的语言，从而让传统生命哲学在现代化语境中焕发新生命力。教师可以带领学生走向田野、森林、湖畔，置身大自然，展开生命冥想，深思生命的存在与意义。教师也可以将《论语》的修身之道转化为情绪管理方法，将《黄帝内经》的养生智慧转化为健康生活方式指南，让学生既能学习到新的知识，又能从中体会古人对生命价值的重视，从而激发其对生命意义的主动建构。

（二）构建多方联动的科技人文协同机制

当代中国生命教育的本土化发展需要构建多方联动的科技人文协同机制，教师可使用在线教学平台时设置实时开放讨论区、录制个性化反馈语音或在虚拟课堂保留3至5分钟“静默交流时段”，让技术工具成为师生情感联结与生命互动的桥梁。利用AI分析学生作业中的情绪关键词后，教师可结合线下观察进行针对性谈心，及时引导学生树立起对技术应用的正确判断与认知。家庭与社区资源的数字化整合也需要生命的温度，如家校共育平台除了传输学业信息，可增设“生命成长故事共享”板块，用图文记录替代冰冷的数据报表；数字平台的构建应遵循“科技为用、人文为体”的原则，在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学习规律的同时，保护个体生命叙事的完整性与私密性［3］。此外，教师还应打破教育机构、科技企业、文化单位的组织壁垒，工程师应与人文教育工作者合作共同开发教学工具，重现传统文化场景，从而使科技应用成为滋养生命成长的工具，在提升生命教育效能的同时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支持。

结语

当代中国生命教育的本土化建构应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生生不息”的智慧资源，在以儒家伦理为根基的责任共同体意识、道家自然观蕴含的生态生命理念在与现代公民素养、科技创新能力的对话中，形成独特的价值整合路径，这有助于打破工具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对立。未来，本土化生命教育的深化应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转化研究，开发适应数字原住民认知特点的教育载体；同时，还要将技术伦理、社区实践与文化认同纳入整体框架，这需要教育者、技术开发者与文化传承者共同努力，形成更具创造性的共生关系。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基于中国智慧的人文通识教育‘全息式’教学实践与研究”（项目编号：2023GA074）；校级科研课题“新儒家视阈下的当代人文通识教育‘本土化’体系建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