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野川：生命教育的文化环境需要政府、学校与社会合力共建

发达国家和地区相对成功的生命教育经验启示我们，需要利用几年的时间分期分批在各省市 （区） 成立青少年教育指导中心，负责对他们出现的心理问题、青春期困惑、危机等状况进行有效的咨询、指导和帮助，主要可以采取面询、协调、救助等工作方式。人员配备采取专职和兼职相结合， 规定时间到学校对学生进行指导， 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有形的教育链接，将相关危险行为遏制在萌芽中。可通过各种渠道建设“青少年救助中心组织”类别的服务机构，在对青少年学生进行相关教育的同时，加强其生命关怀性质的救助和保护，多渠道进行心理健康疏导，减轻其心理阴影，缓解其紧张情绪，同时纠正其因不良性事件的发生而产生的仇视心理。目前我国这种救助组织比较少， 其比例远不能满足庞大数量学生之千差万别的急迫需求。全国第一个省级相关机构“ 吉林省校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2018 年 11 月在长春成立） 和“ 吉林省青少年保护与法律服务中心” （2019 年 4 月成立） 的应运而生，就是为解决这一难题寻找科学途径的积极实践，也是吉林省生命与安全教育研究和实践之创新发展的有益探索。

目前，某些区域具有信息化特征的场馆性生命与安全体验教育教学正在逐步兴建、陆续完善中，但仍比较稀少、学生在学校人均接受生命与安全体验式教育的空间和时间少得可怜。且学校之外的社会性实践体验场馆十分短缺，在大型城市的社会化整体配备尚不完备的情况下，二三线城市特别是广大农村区域的相关教育资源配备及其有效利用， 更是趋近于 0。急需政府与社会合力，加大政策与资金投入力度，在区域内科学规划、有序兴建生命教育体验场馆。周末或节假日，学校、家长可以组织和带领学生前往体验、学习，让学生主动性、趣味化地积极参与，为开展全方位的生命教育、安全教育提供必要和良好的社会基础设施。

任何一种教育模式都需要评价机制进行监督和指导，目前全国范围内相对边缘化的学校生命教育，尤其需要有效的评价机制作为基础动力。但随着教育部门相关评价职能的缩减甚至强制性退出，在生命教育的课堂教学、教师发展、教育质量、科研活动、教育创新等方面，更加依赖社会机制采用统一的质量标准来对其开展情况进行评价衡量。评价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生命教育课程开展情况、生命教育专业教师配备和培训情况、生命教育合作情况、基地校建设情况和“联盟校”实施情况等。对于以后学校生命教育开展及其整体发展水平提高，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激励，都将升华为质的飞跃。

       随着大众化融媒体的复杂纷繁与高速传播， 多种渠道的“ 文化污染” 也非常严重，立体化的限制力度有待强化。电视、广播、网络游戏等消极影响迅速扩张， 导致中小学生很容易就可以接触到泛滥成灾的负面信息。净化外在文化媒介，加速中学生的道德建设已刻不容缓。要清晰地认识到大众媒体作为文化媒介的作用， 对涉及校园欺凌等丑恶现象的电视、广播、网络游戏等做出正确、适当的引导。学校可在图书馆建设绿色网络通道，也可借助社会各方努力，在省域内中学形成全覆盖的绿色文化媒介通道，保证学生在校内外的网络安全，切断学校“文化污染”源。

增进学校与学生家长之间的联系，仅通过每学期一次的家长会或偶尔的家访来进行是不够的，这种频次的沟通只能解决学生心理状态和行为的一时之需，关键在于能否建立起长效的良性沟通机制。双方一同对学生进行心理引导、教育管控，要沟通个性化的教育理念，及时发现解决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在“互联网 +”时代，可利用网络优势建立家校沟通信息群组，让家长及时了解学校发出的各项工作、活动安排及其学生表现；尽量让千差万别的学生拥有个性化自由成长的良好空间， 减少其产生压抑感和被控感的所有可能，成功地达成家庭、学校和社会对学生生命关怀下安全和健康成长环境的和谐共建。

通过对吉林省 10 余年来学校生命与安全教育问题的科学研究和实践， 我们由衷认识到仍有许多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没有找到准确答案，生命与安全教育的攀登之路还需要发现透射光明的更佳出口，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我国整体生命教育系统的真实缩影。

生命教育是长期、持续、递进、发展的全人教育，需要用学校教育系统、社会各界资源、学生家长等各方面的通力合作，去发现和化解教育过程中的最关键问题。须通过以制度建设为保障，以课题研究为引领，以系统课建设为基础， 以专业教师配备和培训为依托，以 “ 互通式” 合作为平台，以基地建设和社会实践为助推，以生命教育评价机制为督导的携手互助，即“研、培、导、推”的有机融合，才能更加科学有效地促进生命教育的持续性系统发展，发扬优点，弥补不足，在保证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的前提下，让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与生命发展质量得以全面提升。